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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韩寒转型

2017-11-20 21:05

本刊编辑部

中国开始收获80年代——80后青年对社会发言,社会必须倾听了。这是时代的更迭,也是人生的代序。韩寒就是这一代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也许有必要首先假设,一定有比韩寒更加丰富和锐利的东西被压抑或隐藏了,但是,即便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总归你不好意思说,这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化成果,跟它激荡的现实所提供的资源相匹配。不错,这是一个贫脊的时代,思想的原野上没有多少可收获的。而韩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呈现的“青年先锋”。

2012年元旦前夕,韩寒连续发出3篇文章,表达他对当前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3个问题——革命,民主,自由——的态度。这多少有点意外,因为一直思考这些问题的人,或许觉得并没有正常讨论氛围,早已厌谈或避谈。而韩寒作为饱受关注的公众人物,直接把它们拎出来琢磨。事实证明,韩寒又做对了。接下来的反响,就相当自然了:因为问题本身的吸引力,更因为韩寒对3个问题的观点,和表现出的姿态。

韩寒的观点和姿态对他个人的重要性,相当于为他重新划定思想的界面。但他并没有向社会贡献新的见解,他是在网络流行的意义上使用这三个词的,并根据他对现实的判断,推演这三个词实施起来的沙盘。他表现的,是一个80后阳光青年的率性和直觉。他没有顾及到80年代的知识分子对这些问题的痛苦反思留存的成果。如果韩寒以这样的姿态宣示他的“成熟”,如果80后“青年先锋”的天花板在这个海拔,上一代知识分子不免感到失望。薛涌和王晓渔对此有分析,李承鹏迅速写下了他跟韩寒的“不同意见”。与此同时,以前把他“骂为公知”的一方,则开始拥抱他,称“韩寒同志”。

但韩寒是有主见的。观察了两个星期,元月8日,他又发表了一篇盘点2011年的文章。这次更直接地发今是昨非之叹,以“无情的自我批判”划出和过去的界线。他说,他曾经“在意”,“甚至不自觉的迎合”过他以批评社会获得的“赞誉”。他说,“到了2010年,我做的很多批评都是有罪推论和变种八股——制度不好,政府腐败,悲剧发生,人民可怜。”——这除了对自己过去反叛的反叛,莫非还意味着,他要拒绝他过去以如此不诚实的态度和错误的逻辑写作获得的社会认同?

那么,以后的韩寒将会写什么,怎么写?他说:“我逐渐觉得,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我们现在只能从这些霸气外露的用词来猜测。放在目前的语境里,韩寒这些话也相当有分量:“脱离了现实的极端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之中的极端专制独裁者在品质上未必相反,甚至类同,只是他们各自高举着不同的旗子罢了。你未必不会成为那个曾经最让你恶心的人。”那么,韩寒确定是在走“现实的理想主义”路线了?

当然,真正的转型,也只能由他未来的作品来证明,宣言毕竟也只是此一时也。现在只能说,这个姿态是他“三篇”的延续,或者是对公众批评的回应。这个回应被王晓渔先生评价为,“直接给自己戴上了紧箍咒,并且批评花果山的兄弟们不成熟。”接下来,跟“三篇”之后的反应同样的是,从前鄙视他的人们,更热烈地赞扬他告别“公知”,欢迎他“归队”。

在到目前为止的青春经历中,韩寒每走一步,都成为社会的议题,同时映衬出时代的尴尬。十多年前,作为一个在法律上刚刚有行为能力的少年,他反叛的行为给了中国的教育和考试制度一记耳光。如果大学“正常”,没有一个热情向上的青年会不向往。可是,中学教育就已经把韩寒弄烦了。他拒绝高考。但也可以说高考拒绝了他。

一个中学生以他幼稚的写作叩击社会的大门,幸运的是,同样出于对教育的不满,社会是迎接他的。在承平年代,这么聪明的青年,这么早就告别了学校,相当于说,国家和社会都欠他的。但社会毕竟开始多元,赛车象征着青年的解放,这里有更多的自由和阳光。他在这个跑道上成长顺利。几年后,他成了当代青年形象的代言人,包括引领消费时尚,让广告商追捧。在他身后挤进大学的孩子们,则纷纷成了他的粉丝,他到大学演讲,是大学生们奔走相告的话题,也是电视台和网络热播的视频。

韩寒的成长路径跟过去的文人大不相同。他也不认传统体制那一套。到了三四年前,他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就会满含对文化名人的挑战甚至轻慢。他常常就是那个说出皇帝什么都没穿的孩子。这样的形象不能不可爱。社会在呼唤这样的角色,韩寒对应上了。

以下的情况,现在看来,韩寒自己也许是不承认了,但其他关注他的人会认为:到了2008年,他逐渐“成熟”。他对时事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并以尖刻而聪明的反讽表现出来。如果说少年时期,他的反叛行为反衬了时代的苍白,现在,他的批判锋芒则指向社会的腐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声望溢出了他同代人的范围,成为“公知”。

时事是时代最大的痛感所在。这令韩寒作为时评家的名声大振,作为小说家的名声反而不被提及。《1988》在青年中畅销,以上一代人话语为主的评论界却沉默不语。在时事评论以外,韩寒已经出版过若干小说。他作为文学家的成长轨迹摆在这里。可似乎正宗的评论家还不大好意思去评论他的小说,只有出版商以敏锐的眼光觉察到他在青少年中的影响。没有理由怀疑韩寒是一个好的小说家,只是随着思想的转型,他的文学会有怎样的变化,也多了一层悬念。

这个萎缩的时代对韩寒馈赠太多。韩寒是聪明的,也得益于聪明的红利。对于成就韩寒的名声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但是,对于一个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成长环境,也未必样样好。今天,包括韩寒在内的新一代作家,很容易明星化。无数的荣誉和利益,有没有可能把一个作家举到不接地气的高度?有没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把一个作家束缚在另一个有必要深入群众才能找到群众的“作协”里?那么,韩寒正在启动的转型,不仅包括被他重新表述的政治正确,还需要把一只脚站在荣誉的光环和利益的诱惑之外的努力。

任何聪明都不能超越时代。让时光倒转近八十年,巴金也在韩寒这个年龄。巴金也是从中学走向社会,他在同人媒体上写文章抨击时事的时候,比韩寒小,也是凭籍少年的直觉、热情和理想,其锐利却不输于韩寒前些年的杂文。在今天的韩寒这么大时,巴金早已完成了传诵至今的作品。在新中国到来之前,巴金思想有过“转型”,但没有像韩寒这么早“大彻大悟”。而巴金只是那个时代的文学群星中的一颗,韩寒却似乎是今日广大青年中的孤独标杆。今天的热情和理想,怎么就这么容易走到拐点呢?

 谈革命、说民主、论自由

向上,他看到因比赛封路而导致县城里的人们像忽然被挤出来的牙膏,簇聚在山顶。他很茫然:原来这里有那么多人。他们有什么需求?不知道。因为没有人问过他们。

向下,他看到(或想象着)120多层高的豪华酒店楼下有怎样的现实生活。他呆想着自己没有原罪的罪恶感从何而来,而“如果大家都能够(住到这里)……”

在他的“母语”上海金山话里,他的名字发音怪异,声似“元元”。他也曾嚣张:只要你会说中国话,你就会知道我是谁

本刊记者 张蕾 赵佳月 发自上海

2011年12月23 日6时9分34秒,韩寒发了一篇名为《谈革命》的博客。第一个发现它的可能是一个网名“冷娃”的人——至少他(她)是第一个留言评论成功的网友。“冷娃”先后评论了五条,第一句是“沙发”,第二句是抢到了沙发很感动,第三句是希望韩寒注意身体,第四句是再次表达自己的激动,第五句终于说到了正题:“将革命进行到底!”

次日傍晚时分,韩寒以罕有的勤奋,又贴出一篇博文,《说民主》。26日一大早,他再接再厉:“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了”——《要自由》。

于是便有了大讨论。

“革命”、“民主”、“自由”3个对于中国大众来说熟悉得如隔壁传来夜夜笙歌却始终不及触摸的词汇,在年末以一种空前集中的方式涌将过来。学者们开始给网民普及政论,不同立场的派系开始吵架,老百姓开始在支持、反对、将信将疑和不知道应不应该关注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这3个宏大的词汇,通过韩寒这个赛车手、通俗作家、身份可疑的公共知识分子、青年意见领袖的桥梁作用,伸向民众的意识领地:一些人茫然,另一些人被或深或浅地刺痛。

“这种讨论可能不一定有效,但是让大家知道这种讨论可能无害。”韩寒事后这样跟我们解释他的初衷。他倒是专门挑了个时机,即自己新书《青春》上市后两个月。文章是两个月前就写好的,但因为担心被指摘为“为新书炒作”,他一直押着未发。

“我还是想在2011年把这个发掉,眼看都2012了,就赶紧发了吧。”

对于他来说,这似乎是没有什么波澜的事。

作为另一种存在

他最艳丽的衣服大概是赛车服,通身上下五颜六色的广告logo。平时,他几乎只穿黑色。头发长了会戴黑色的曲线金属发箍,露出宽脑门,瘦削的脸有着漂亮的轮廓,眼睛鬼亮,喜欢笑,像个懂礼貌的孩子,温和而真诚。长相是他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更多的人总是希望在他身上寻求视觉之外的收获。

两个月前他出版了新的杂文集《青春》。封面是白纸黑字上飘过一抹绿。他否定过红色字体版本的封面设计,尽管他喜欢某高端汽车品牌和某知名咖啡品牌的标志性的红色,但他不能忍受这个颜色用在自己的作品上——“因为觉得压抑、邪恶”。这本书在上市两周后加印,并进行了微小的改版:应他的要求去掉封面“这一代年轻人的希望在哪里?”他说,“这句广告似乎意味着本书要进行解答,其实,我不知道答案。”

这是《独唱团》之后的第二次出版。上海郊区的“韩寒工作室”内,保持了《独唱团》编辑部原样:蓝色水笔在白板上反复写了多遍:“忘掉赞美,准备第2期”。韩寒就着字体描一遍,确定那是他写下的,好像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墙上挂着被迫改成《幼稚园》后的第2期《独唱团》纸样。在这套高档小区的公寓楼内,植物开始枯萎,但依然在生长。

为了写“韩三篇”,他是读了些书的,像哈维尔、托克维尔,他是知道的。但文章一见光,他的“不读书”再一次成为天下人的共知。

十多年前,大家觉得他不上学,但读书,对世事的洞见超越年龄。上世纪90年代,韩寒随父母搬到金山县,“他喜欢读书,但毕竟家里书有限”,父亲韩仁均在县图书馆办了借书证,韩寒得以到“少儿读书社”看书,几个晚上的阅读让他萌生自己动手写的念头:“他们都没我写得好!”韩寒告诉父亲。从此他不再去图书馆,而是每晚埋头在家写,“写了十几篇散文和小说,然后寄出去。”

十多年后,韩寒开始被人说成“无知”、“缺乏逻辑”。

“我的杂文其实这么多年一直要坚持一点就是不用典。”韩寒在初二写《三重门》的时候还很酷爱掉书袋,“其实那些书袋都是我昨天现看的书,拿一个本记下来,要不是我哪会背得出这些话。所以我特别能理解,深刻了解那些掉书袋的人,书袋是怎么掉出来的。”

他总爱拿赛车打比方。

“比如说这个赛道可以做1分15秒,但事实上它是由天气、赛车、车手很多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不能把这个当成永恒的东西来引用。你开着一台SUV在上面溜马路的时候,你肯定做不到这个时间。很多人可能觉得有很多的书引号比较酷,表述知道的多显得自己很渊博”,“我初二已经过了这个时候了。”

他觉得用典过多是底气不足的表现,“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让自己的文章成为他人的典,我觉得这才更酷一点。”

在韩三篇发表之前的博文里,韩寒曾提出因为两年没有搞读者见面,所以希望大家向他提问,他汇总之后做解答。而韩三篇的确也是问答体写就。但实际上,有关宏大话题的讨论,是他早就想说的,他自问自答,想把严肃的问题说得大众愿意看。

“这些东西我知道普通读者一点兴趣都没有,普通读者对这些东西完全没有看张柏芝、谢霆锋的兴趣大,你得尽量弄得让人家能够读下去。”

作家石康说过,韩寒拥有一种很实际的能力,即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告诉别人,而那些东西多半是别人需要的。

韩寒的父亲韩仁均觉得,在遗传方面,韩寒继承了他懂得换位思考的性格。母亲也佩服儿子:“出名以后,这小孩一点不发脾气,我也很喜欢听他讲话,他讲得很有道理。我觉得我儿子一身正气,还很大气。”

这几年开拉力赛,韩寒去过各种各样的中国乡镇,他愿意去跟各种各样的人聊天,发现世界不是想象中那样。在贵州山里比赛,当地的路一封,人们像忽然被挤出来的牙膏,簇聚在山顶。

“你当时是很茫然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些人什么需求,没有人问过他们是什么样的。中国有3亿多年收入还不过几千块钱的人,你从来不知道那些人的需求是怎么样,他们从来都不用互联网。”这样的茫然感让这个出生在中国最繁华城市的远郊区的80后青年觉得,“不能以自己的喜好去设想一个国家的未来”。

“拿一个海面来说,我们只是海面上的小波浪,东风吹的时候往东刮点浪,西风吹的时候往西刮点浪,当然执政者是希望一点浪都没有很平稳地让他们在一艘游艇上享乐。但事实上,海底下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力量。我们都没有去关注过这些海底下的力量,只在那上面讨论浪花一朵朵。”

韩三篇的出现,更多地在提醒,社会中还有另外的存在。17岁的退学生韩寒曾是异类,让同龄人看到背叛中国教育的勇敢、不上大学的非主流式生存也是一种不错的生存。现在,成名12年的他,俨然不得不被划分于上流社会,用笔提醒高谈阔论者,注意海底暗流。

他能感到,在这个社会上,大多数的人是沉默的。他有时会购买《故事会》、《知音》之类的明显不符合他阅读需求的刊物,只为了看看,它们的读者在关心什么。

他承认自己有点“标题党”,韩三篇“也算不得写得很好”,他只是“不喜欢一天到晚喊大词的知识分子,喊这种词会显得很勇敢,但会造成一种负面效果:一些明显不可能做到的,成了大家的期待,这样的期待才是符合期待的,其他的期待都是没有达成目标,那人会不停地活在失望之中。”

离开地面的恐惧

如果韩寒的人生戏剧有台本,那么《麦田里的守望者》或许比较合适,至少是吻合一部分。霍尔顿•考尔菲德害羞、愤怒、游荡、荤词挂口、天马行空、不愿读书、憧憬豪车、对性渴望,但并没有“垮掉”,却无比纯真地想在麦田里守望孩子,以免他们跌落悬崖。

小时候坐在爸爸自行车后座的韩寒,在路过镇政府时说,“我们镇长怎么那么腐败啊,我一定要把贪官打倒。长大以后,我要做清官,把所有贪官都铲除掉。”

2006年以后有了博客平台,韩寒有了扩音器。他在与父辈作家白烨论战时说:“别搞得多高深似的,每个作者都是独特的,每部小说都是艺术的,文坛算个屁,茅盾文学奖算个屁,纯文学期刊算个屁,也就是一百人手淫,一百人看。”

2012年元旦后,他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他去香港住120层的豪华酒店,经常坐在窗户旁,望着遥远的地面发呆,想的是“如果大家都能够(住进来)……”

在他的家乡上海,在能够自己支配的时间里,他依然住郊区,有时还回到更偏远的金山乡下跟爷爷奶奶住。韩寒自己的房子在一楼,他租的用来当作工作室的房子在二楼,能“嗅到一点地气”:“无论怎么样脚要踏上的土壤,总是最终能承载你的地方,你在高空中看的一切其实都是虚空的。”

“他交往的圈子还有很多是他的表弟、同学,还都是城乡结合部的人,他实际上的物理区域和心理空间都是在城乡结合部。如果你让他住在静安区的高级公寓里,他害怕高楼,他觉得那个不接地气,就写不出东西。”韩寒的好朋友、出版商并时而客串经纪人的路金波说。

接地气的表现是,他经常在博客里提到底层人民的事。比如一个17岁的农民工在火车上站了62个小时回家,“工作一年,排队一天,买好原价票,穿着纸尿裤,站着回老家,相当有尊严。”

一次韩寒在内蒙古拍广告,路金波半夜去探班。好不容易完成当天拍摄任务的韩寒被他叫去吃东西。“他特意绕了几步,走过去找那些搬箱子的民工,拍了拍其中一个人的肩膀,说:收工了啊,辛苦了。”路金波注意到刚才还在跟自己大吐苦水喊累的韩少这样一个细节。但民工并不知道这个广告男主角是谁,也不感兴趣,“眼神很漠然”。

其实,在一百多层豪华酒店窗边时,韩寒是这样呆想的:“我觉得自己有罪恶感,但是不觉得自己有原罪,我也不知道罪恶感源自于哪里。可能就源自于中国这个社会很多的差距的确太大了。我没有付出太多的劳动,写文章都是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用的电脑都是好的电脑,就能挣不少钱。很多人可能做得很辛苦,收入特别低,而且还没有保障……咳,反正就是一直很纠结。”

韩寒曾有一辆法拉力跑车,是朋友抵债给他的,作为“真心在机械上认可”这架豪华之物的车手,因住在郊区而对代步工具有着刚性需求的车手韩寒,一年开法拉力的里程,只有一百来公里。因为“实在是不好意思开。

对底层的悲悯很快招来了各路的夸奖,他在2008年5月14日到达汶川地震灾区时,舆论惊呼:曾经的叛逆少年,已然成为社会中坚,有责任感的中流砥柱。在那一年,他还获得了各路“公民奖”。他在一段获奖感言中说,自己做得很少,能得这个奖,说明别人做的更少。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媒体形象变得主流和正面了不是因为“社会进步”或者“大家观念(更新)”,而是“80后的那批人当上记者了”,当年的小读者变得有话语权了,他也就变得主流和正面了。

 与世界保持距离

一面倒赞誉下的韩寒,似乎哪里不对劲儿。他开始警惕,开始不自在,开始觉得被绑架——他形容说,杂文作者越来越像哭丧的。

“2009、2010年的时候,大家都夸奖我,站在弱势群体那面老是为群众说话,……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在那里哭丧的人,反反复复说着车轱辘话,大家也觉得你哭丧哭得好,哭得优美,哭得态度特别的漂亮。然后瞬间就散了,等着下次哭丧的时候看我哭丧。……而且有一两次缺席了哭丧,就会批评你:你他妈是不是成为了政府的走狗?!”

“有一阵子我变成了这样的人,当悲剧发生的时候我内心其实已经麻木了,但是我不得已还得去那里哭个丧。”后来他慢慢觉得,“操,后面有枪指着我,那杆枪未必是执政党的,有可能是民众的。……可能唯一不同的是执政者的枪是真枪老百姓的枪可能是仿真枪,他可能打BB弹能够弄疼你但是未必能伤害你,但是执政者是可以伤到你,所以在同等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必须得先批评执政者为优先。”

知名媒体人许知远这么评价那个时候风头强劲的韩寒:“韩寒掀起的迷狂,衬托出这个崛起大国的内在苍白、可悲、浅薄——一个聪明的青年人、说出了一些真话,他就让这个时代的神经震颤不已。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是庸众的胜利,或是整个民族的失败。”韩寒觉得许知远说的是对的,“我特别理解他说的所有东西”。

浙江乐清发生钱云会案时,韩寒看了网上各种各样的现场照片,根据自己作为车手的判断,认为“这就是一场交通意外”,但他不敢下这个结论,而对钱云会为村里人做事的敬佩和对政府一向的不信任感,使“政府谋杀论”成为主流知识分子的共识。韩寒在2011年元月初写下《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婉转地表达了对主流知识分子共识的质疑。

“我觉得很多知识分子去做有罪认定的话其实跟政府没什么区别,政府就是做有罪认定出身的,他们就是这样当恶人的。所以当时其实是一个挺明显的(与主流知识分子划清)分界线(的事情)。”

当大家对韩寒的印象还停留在对民众疾苦热情疾呼的公共知识分子符号上时,他已经悄悄地在自己与执政者、民众和公知之间,像孙悟空那样,用金箍棒画下一个不可见的圈。他的圈里只有自己。

曾在《纽约客》上长篇报道过韩寒的美国记者欧逸文,对于“韩三篇”这样评价:“他的言论之所以在网上引发如此骚动,是因为韩寒拒绝了人们对他形象的一贯解读。”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拉长了自己的战线,竖立了更多对手,其中包括曾一度对他钦佩有加的一帮人:中国最激情燃烧的民主主义者。”

韩寒对“得罪人”的态度是:“顾不上他们了,反正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真实想法。”“你一味地拍民众马屁,一味地讨好民众,其实说到底跟当年老毛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没什么区别,他心里再清楚不过:群众就是瞎的。这其实是另外一种不诚恳的表现。”

他也有点害怕被骂,但“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光屠杀政府不屠杀平民这不对”。“社会的组成、体制的组成其实就是一个民众的选择,当民众无法忍耐的时候,体制自然就可以消失,体制既然长久的存在,除了体制的强权以外,其实真的是需要有民众的配合。”他的原则很朴素,就是不希望流血,不希望害人。

“我特别不希望伤害到人,有的时候谈恋爱也是这样,分个手分5年分不掉,因为不希望去害人,或者伤害到任何人,所以我觉得跟我对于革命的态度其实是一样的,我的观点也是尽量地少牺牲,我宁肯被人多骂一点。”

“但是”,他在《要自由》的博客里这样转折:“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得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

学会在妥协中追求

——对话韩寒

本刊记者 赵佳月 张蕾 发自上海

年少成名的蒋方舟曾问过韩寒:对于想成为你的年轻人来说,你的人生路上最不可复制的经历(或者阶段、拐点)是什么?韩寒说:我不是唐骏,我的人生不能复制。当然,我也不会很做作地告诉他们做自己就好。我觉得生命就是一场歪打正着,我都已经忘记自己曾经是歪在哪儿了。

2011年年末的这一枪,韩寒打中了社会关注的靶心。

“韩三篇”背后

人物周刊:3篇文章发表后,争论很盛,为什么不加入论战?

韩寒:写一些小杂文,真是属于我的业余爱好,但是这个业余爱好老是惹出一些幺蛾子,我觉得再为业余爱好不停地回应,其实很耽误时间,有些人文章都没读懂,我不能在他们错误的一个解读上面进行回应,就像我走在街上走得好好的,忽然之间泼我一桶脏水,然后在那里批评我“好脏啊”,我觉得需要反思的是泼我脏水的人,而不是我应该检视自己有多脏。

人物周刊:知识分子也一直在探讨革命、民主和自由的问题,但言论往往受限。为什么这样的话题韩寒说出来就是安全的?

韩寒:可能是源于我相对来说目标大一点,如果你下手慢的话有时候就不大好下手。(另)一方面我的观点对于当权者来说,他们可能相对能接受,改革嘛有快慢。反正我不会接受这么慢的速度。

哪怕是一些反对我的人,我更希望是大家正儿八经地在一个公共平台上交流。我之所以没有回应他们是觉得现在的平台还不够开放,我回应他们,他们再回应我,他们的态度势必会越来越激烈,那这个时候对他们其实是不安全的。我的姿态相对安全,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和他们争论的话会陷他们于不利之地。我们可能观点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基本上方向是一样的。只是说在这个方向当中,我认为达到这里可能是平衡,达到那里可能说不定反而社会会走回头路,但他们觉得达到那里才是完美。这些只是观点分歧,我们其实都是要往一个方向走的。

在十八大以后,如果没有任何的变化,我肯定会在每一个固定的时间去找一个日子,在某些部门,每年固定到那里找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不喜欢下雨——一定会去那里抗议或者静坐,可能我的力量很小,但是必须得有人推动这些事情。当有一个真正开放的平台到来的时候,我更愿意跟他们探讨我自己的观点。

人物周刊:你说批判政府也要批判民众,你把自己放到一个什么位置?左中右或者你有其他划分的方式?

韩寒:我前年花了整整一年来搞清楚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因为国内和国外是反的,后来我大致上终于弄明白了,我真的是发现特别左的左派和特别右的右派其实差不多,尤其那种泼脏水指鹿为马各种各样的手段,其实人性都是差不多的,只是大家先找到了一个立场。极左派觉得我在这个立场里面获得了利益,极右派觉得我在这个立场里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感。说着说着其实全都脱离了语境,脱离了中国的现实情况。

大家都知道美剧很好,都知道美剧几乎是电视剧最高的艺术表达形式,(但)你不能一切都以达成美剧为最高目标,给你美剧的投资,可能也未必能拍出美剧来。结果大家的讨论我觉得全都是浪花一朵朵,就是完全脱离了现实,因为国情这个东西大家都很不愿意去碰。一说起国情就会显得是政府的帮凶,因为你老是拿国情两个字忽悠人来推卸自己的责任,但国情又的确存在,你不能说所有的事情都不讨论,讨论国情。我觉得像左、右、中间……我自己都没想明白呢。

人物周刊:所以你觉得你是完全独立在这些派系外面的一个?

韩寒:反正我知道也许是因为我书可以卖几本,写的文章也有些人看,可能作为派系本身都特别希望拉拢我……(沉吟几秒)嗯……反正我本质上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

人物周刊:你肯定有想过这个文章发了之后的舆论和反应是怎么样的?

韩寒:我首先得确保它能发出来,因为我很多年跟新浪打交道跟网监部门打交道,就像你们记者知道发稿的底线一样,有的时候你在那里硬写(空泛、宏大的口号)没有大的意义。

人物周刊:你想了哪些办法?

韩寒:首先我觉得一个政党说了很多话,政府或者当局说100句话当中,我并不认为他100句都是错的。如果对一样东西不喜欢,就意味着你百分之一百要批判跟反对,这也是中国很多时候即使真正到达美国式民主也不能够乐观的原因。你从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看出来,他们很多时候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的,这样的话你永远无法达成共识,你很多的议案永远无法通过。

所以我会先挑5句我认同的话,再说1句我想说的话;然后再挑5句我认同的话,说两句我想说的话;最后挑5句我认同的话,说10句我想说的话。

后来看过一些(社会反应)。我觉得有不少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因为我三篇文章本质上也算不得写的很好的。王小山给了我一句话——虽然我经常认为他说的话都是不对的——他说,我虽然老在那里挖苦键盘民主跟书房革命,但是好多人正在键盘民主着就进牢里了判了五六年。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所以我就把那句话删掉了。因为我认为大家都是有着同样的一个追求,只是追求的道路跟方式可能各有不同。

我觉得有挺多的反对的那些,其实讲得都特别好,我唯独不喜欢的是一味高举大旗的反对,就是完全脱离现实语境的那种反对,就觉得人民有权获得一张选票来选总统,你说这些无非不就是拍人民马屁吗?无非就是让网民高兴吗?美国都要选一年多,中国光人口普查就要查两年,一人一张票选主席,十三四亿人,怎么都得选个四五年吧,再有人觉得你贿选,打官司打个一两年,8年(才能)选(完)一次主席吧?那中国人是喜欢立竿见影的,你什么效果都得有效果,你上台一年没效果要弹劾吧,马上又没主席了,你再选个8年吧……而且只有当社会的各个阶层达到人数和收入相对比较平衡的时候,才能够直选,就是你有差不多人数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家庭主妇,各行各业都差不多,大家可能都月薪一万多之类的,那时候的直选才有意义,否则的话无非就是给农民开空头支票。8亿多农民,有8亿多张选票,你怎么样能够拉到这个大多数选票?我(承诺)上台先给你们发3000的低保,你甭管干不干(活)。——所有的需求都是冲着社会最大的阶层,而这个阶层的人数太不平衡了,势必所有其他的阶层都会受到伤害,国库半年就没了。

还有人觉得我的观点是民众的素质低,所以不适合民主,我觉得这些人也挺奇怪的,他们自己概括了一个观点,然后扣到我脑袋上了,开始进行意淫的批判。因为我一向的观点就是民主一定会到来,民众素质会决定民主质量,当民主质量很差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会怀念集权,那个时候就会变得很难堪。中国又是在全世界那么多民族当中,相对来说比较不追求个人自由的,再加上民众素质低、社会的贫富差距那么大,相对不适合革命,就算有革命也不会带来高质量的革命,这是我的观点。

人物周刊:你觉得李承鹏给你的回应怎么样?

韩寒:承鹏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他觉得民主就是不攀亲嘛。我觉得民主就是攀亲,就是执政党应该攀老百姓的亲,如果执政者不攀老百姓的亲,执政党就应该反思或者下台。但是对于文人来说,民主的确不应该攀亲,像我,只要对我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我是不会攀权贵的亲,我也希望文人不要攀老百姓的亲,这是我对李承鹏的(建议)。

人物周刊:我看到你父亲发了一条微博,澄清了一下为什么取这么大的题目。你当时是说希望能够抛出来让大家讨论,是有这个意图吗?

韩寒:其实是有点标题党,尤其包括说民主,其实也没扯什么跟民主有关的事情,只是大家都很害怕说这些的,对于很多的媒体,一来是读者没有兴趣,二来本身说这些挺危险的。用一些比较大的词语,很多时候是自己吓自己。反正我觉得又不牵扯到人命,反正就试试呗。

人物周刊:你这是试探吗?

韩寒:差不多吧,先说说这些,说不定以后我还会说别的。

人物周刊: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你会带领大家革命吗?”这是你自问的还是别人问的?

韩寒:这是别人问的,很多人特别希望,我振臂一呼然后去革命,这个就挺奇怪的……你让我脑子里先革命一遍的话,绝对是一百种失败的可能,你就挑哪一种。我也不去选(人大代表),是因为我去选完全就是走一些形式,我做不好我自己该做的事情,我起床都已经两点了,当什么人民代表?其实我更希望得到的结果,就是大家首先开始反思或者讨论批评,比如说执政者的失误,然后觉得应该怎么办,相对有更好的态度,不是说办法就只有一个。这种讨论可能不一定有效,但是让大家知道这种讨论可能无害。当时是我想象这样的,没想到变成了那样的。

人物周刊:变成了公知的敌人?

韩寒:就是大家对执政者的兴趣好像明显不大。

人物周刊:对韩寒的兴趣更大。

韩寒:我也觉得是,可能对于很多的公知来说,可能我名气大点,可能在他们心中除了执政者以外,我是另外一个像执政者的,所以他们先推翻我再说。

我觉得其实更应该去谈论这件事情,而不是谈论什么读书多少,这种特别无聊的话题,这一年365天天天都能谈,你觉得我读书少明年谈后年谈我也认,我觉得我读书的确不多。因为普遍是对这个(民主话题)有兴趣的,只是没有一个公共的话题出现,当它出现的时候我觉得比如说哪怕有一些人在谈这些,这些人又能带动身边的一些人,大家觉得不管怎么样这是可以谈的一件事情。

 自我与妥协

人物周刊:你是在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之下有这样3篇文章,会考虑这种民主革命的东西?

韩寒:我其实一直在考虑,其实挺忧国忧民的,就是不好意思说。有时候走在路上都在想这怎么弄。包括这个小区,我很热心的,有些车停得不好,我就写张纸条,贴在人家的车窗上,说你停在这里,地库的车从这拐上来,正好视线全遮住了,这多不好。有时候开在路上,我看到有一个坑,就会把自己车里的雪糕筒警示牌放在坑那。没过多久,买完东西(回来)就发现那个被人偷了……

人物周刊:我们说2012年你都30岁了,你又有小孩身为人父。孩子的出生会让你变得更柔软吗,就是在观点或者视角上?

韩寒:我觉得我可能是相反的,他们可能理解错了,因为我以前比赛的时候速度还没有现在快,他们觉得有了小孩以后,一般车手的速度会变慢,我反而会更快,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成事了,因为人活在世上,还有一个繁衍问题,我觉得繁衍完了。我以后可能再会繁衍一些,但我至少已经完成了,从基因学上、人类的生物学上的那种任务,反而我会觉得更加没有顾虑。我以前可能就不敢写这样的文章,你不知道写那些文章说要改良,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或者对于一个文人来说,其实是一件需要胆子很大的事情,因为老百姓不喜欢你这些话。因为你知道这很讨骂的,尤其是讨部分文化界的那种骂。其实你光批评批评政府,人家也不会说来找你麻烦,其实这反而是安全的,老百姓又爱听,觉得你冒着风险说这些让我们听着特别高兴的话,但我觉得这才是平稳、安全的。反正我是觉得发这些文章比发那些批评政府的文章需要更大的勇气。

(为孩子考虑的方面,)我觉得别人的小孩都能长得大,我小孩吃点地沟油也死不了,当然不吃最好,真要吃点也没事。我自己会给她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她虽然会有自己未来的那种圈子,但是我相信一个父亲对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一个角色,我相信她不会弱到哪去,再加上虎年诞生的天蝎座,应该不会被别人欺负。

人物周刊:你说你去乡镇里面跟民众交流,他们不关心什么文化、自由。你是怎么跟他们交流的?

韩寒:就是聊天,反正他们也不认识我。一次跟出租车司机聊,他跟我讲他有拉黑活被警察抓去打了。……可他想的可能并不是我要干什么,他想的可能就是到体制里当警察。因为这个体制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进入到这个体制马上就可以享受到好处。在清朝或者在明朝的时候,体制相对来说是小部分的人,而现在的体制扩展得更大,所以你能进入体制的机会其实更多,但当10个人当中两个人能进体制,那事实上体制就变得不那么容易被改变。

人物周刊:像这3篇文章,是你最真实的思想的表达吗?还是有妥协和掩藏的?

韩寒:有一点。因为……那肯定会有,没有办法,人都是在不停的妥协中的……更要学会在妥协中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人物周刊:你不光是对体制妥协,你刚说,公众也是很暴力的,包括写“哭丧”文章会被绑架。你怎么坚持自己?

韩寒:有的时候还是会绑架一阵子,忽然间觉得不行不行。我是慢慢觉得,操,后面有枪指着我,那杆枪未必是执政党的,有可能是民众的,唯一不同的是执政者的枪是真枪老百姓的枪可能是仿真枪,他可能打BB弹能够弄疼你但是未必能伤害你,但是执政者是可以伤到你,所以在同等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必须得先批评执政者为优先,你老百姓虽然有的时候也操蛋,但是他们受苦了没有捞到好处。我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平衡的一个标准。

人物周刊:从当时新概念作文到现在开始谈论民主自由,你觉得自己的变化大吗?

韩寒:我觉得是想得更多了,以前的思维更直线一些,现在可能会想得更多一些。但是一切还是忠于我自己基本上最想表达的意思,有一阵子我觉得慢慢地、越来越多地开始不忠于我想表达的意思了。2008年、2009年甚至2010年的时候有一些文章。业余爱好就已经耗掉了很多的脑力,而且还要扮演一个比较奇怪的角色,在各个人群当中,更别说写小说,杂志现在办不了了,做各种各样别的事情。

人物周刊:奇怪的角色是指什么?

韩寒:奇怪的角色就是指也非左也非右,又非极左,也非极右,然后说中间,感觉又很两面讨巧的那种,我觉得我都不是,我觉得我是两面讨骂的那种角色。我觉得纵然两面讨骂,肯定比两面讨巧,或者只讨巧一面要好一点。

人物周刊:这两面讨骂也是两面讨巧。

韩寒:的确是,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一个角色,而这样一个角色和一个圈子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我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一个圈子的存在。我的圈子里只有我一个人,但是真的是存在一个中国的知识界或者是文化圈。

就是从2008年开始,我觉得很多文章其实未必能够“由己”,因为有些时候我就是不想写文章,但是人就觉得你必须得写一篇文章,我有时候也凑一篇出来吧。有时候我并不是真情流露,可能我干这行太久了。对于那些普通读者来说,他根本就分不清楚,他觉得我这篇还写得挺义愤填膺,义正词严,其实我知道,我是在硬写。

我经常也松绑,但是松绑的过程之间,你会不由自主地被另外的愿望所绑架。后来直到现在,慢慢地,开始完全忠于自己。

人物周刊:自我更清晰了?

韩寒:差不多。大概还得成长,我觉得我可能得经历五六年的成长吧。

人物周刊:很多像你这个年龄的人,可能会比较注重名牌,过自己的小资生活,很少会愤世嫉俗地去关注这些大的题目或者时事这些东西,比如像郭敬明。

韩寒:我也追逐名牌呀。我赚的肯定没有他多,但……(指指自己的运动鞋)阿迪达斯!其实我还真的对名牌没有什么大的感触,而且我发现很多时候我的读者我的受众他们对于郭敬明笔下那些名牌是买得起的,但郭敬明的受众是买不起的,我觉得是我跟他受众最大的区别。

我觉得你说生活优越吧确实还不错,因为无论去哪里出行,都还不错,但我始终内心有很那个的感觉。无论去哪里,主办方或者车队,他们都给我订的头等舱的机票,但我有时候觉得,也不是我的助手,(就是)我的朋友、我的领航一起过去的时候,自己花钱,帮他们升到跟我一样,要不然我会觉得很难受——我坐在前面他们坐在后面。有的时候比如说去坐飞机的时候,我就会最后一个上飞机,因为我觉得我坐在那里,别人认出我,还是会觉得很尴尬。

人物周刊:我看好像很多场合都说过,你背着几百万的房贷,但是你拒绝了几千万的开微博的收入。

韩寒:是,有房贷啊。你要让女儿跟家庭生活得好,因为我自己对房子的要求其实没有那么高,我住在乡下就很开心了,但是你得给家庭一个很安全的很好的环境,不容易被人打扰的,不容易被拍照的。给父母也得有好的环境,然后包括现在所有的杂志上班的一些人,以前独唱团只做了一期,但所有的人还就职在这里。

人物周刊:做什么呢?

韩寒:玩儿,什么都不做。

人物周刊:你还得养着他们?

韩寒:对。因为我一来始终觉得看看氛围(舆论环境)会不会好一点。第二我觉得能不能一起做其他别的事情,我是属于一日为妻终身为妻的那种人。……但不是说唯一的女孩,你可以有七八个,但是我觉得对每个负责就可以了。

(保留工作室原班人马,)我觉得我绝对可以承担,而且可以让朋友们过得更好,而我……呃,这是不是共产情结?

人物周刊:你拒绝的理由就是因为你觉得微博对你的个人,就是对人的绑架更大了?

韩寒:也不是,因为我说过不开了,2000万买不了我食言,但是2亿就行。其实我并不比别人高尚多少,只能说我的底线比他人高一些。我仅仅是这么觉得。可能有些是有价钱永远没有办法来买的底线,比如说我的家庭我的女人、女儿他们的生命安全。但是有些事情,就比如说广告,除了药的广告我永远不会做,其他的不危害社会的,我觉得只是一个标准问题。我先守住我自己的一个底线,就是永远不做的底线,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标准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自己的生活中,你的表演成分多吗?展露在公众面前的韩寒是你有潜意识修饰的吗?

韩寒:应该不是。我还挺高兴的,一直以来能够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自我的样子展露给大家,我所有做的事情的修饰并不是修饰我这个角色,相对来说就是话筒的作用,可能相对扩大一些,但是本质上还是你的原声,只是你的原声可能稍微放大一些,但是还是真我,真我……这话说出来怎么这么恶心(搓手)……因为表演或者说谎很累,记不住,你得把每一句你说的谎表演的角色都得记下来,下次再上台又得表演成这样,我没有这个记性和能力。

“故事就是这样”

人物周刊:你17岁的时候想过或者梦想过自己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现在这样子的。

韩寒:没有。那时候我希望自己是个作家,写的东西有人看。

人物周刊:你希望你拥有什么样的读者?

韩寒:希望他们能够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独立地思考一些问题,思考的结果很可能是反对我,包括有的时候偶尔去我的贴吧看一下,我觉得还挺好的,全都是反对我的。这说明其实要比快男超女的那些(粉丝)要强多了,他们如果阅读我的东西,他们真的是读的时间很长,他们会慢慢慢慢地觉得我不同意你这个说的,我相信资深的我的读者并不是说什么都觉得是对的,他们会慢慢学会站在自己的立场和角度考虑问题,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又不需要去管他们,他们还相对觉得比较爱读我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平衡。这样的人往往在社会的变革中不会起到傻B的作用,如果有越多这样的人,这个社会变革就会越平衡。

人物周刊:你觉得这些影响力,对你来说是个包袱还是种享受?

韩寒:说包袱我觉得太做作了,说享受还真是谈不上。我也不太会为这个感到有多么的烦恼,但也不会为这个感到多么的骄傲。我觉得这点可能是我跟其他人比较不一样的优势,就是我不会去为了读者或者影响力,做很多特别违背我自己意愿的事情,因为我17岁出道时候的第一本书就卖得很好,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其实那一瞬间就获得了很多的东西,它可以让我一直平稳和忠于自己内心地发展,而不是过度地只是追求你有影响力去做一些事情。

人物周刊:你有想过你要带着你巨大的影响力走到哪里去呢?

韩寒:不好说,走走看,而且我也不认为这是巨大的影响力,只有当影响力符合部分人需求的时候,才能构成影响力,如果我不能满足那些人的需求,未必能成为一种多大的影响力。

人物周刊:你开车能开到多大?

韩寒:开车能开到40岁吧,赢不了比赛就不开了。

人物周刊:还有什么想做但尚未做的事?

韩寒:我要写个字帖,我要卖字。说不定做一个好的乐队。说不定哪天去做生意,会不会这样写,人家会觉得我的写作更纯粹一点,因为我一直是一个很希望一些事情都很纯粹的人。

人物周刊:你父母从公职机关提前退休是为了让你说更多更自由的话?有这个考虑吗?

韩寒:有。

人物周刊:就像你开始决定不上学一样,说服他们容易吗?

韩寒:他们自己也这么想,我爸本身也不喜欢他的工作,你想他在党报负责一版,一版的编辑那么痛苦,都快分裂了。天天领导开会,贯彻什么什么,落实什么什么,坚持什么什么的,说的也不是人话,我让他们提早几年退休吧,这样一方面我更自由,他们也更自由,我爸现在也很开心,我爸其实也挺独立的,他一直没有入党,他觉得他改变不了什么,他就绝对不和这个体制同流合污,他从来不走后门,不求人办任何事情,他也不去任何饭局,然后体制特别想栽培他,因为他是我们区里面文笔比较好的,可能也发表过很多的东西。对于体制来说肯定特别想让这种人为宣传部门存在。我爸如果入党,肯定能够有相对不错的位置,但他完全没有那么做,后来他去当编辑,他一开始负责故事的那个版,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后来让他负责一版他就很痛苦,他就选择不做了,我觉得这都是他自己个人对体制之间的相处方式,很多人其实虽然讨厌体制,但是体制给他好处的时候,他就跐溜一下过去了。

人物周刊:你受别人影响大吗?

韩寒:我觉得我受我父亲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人物周刊:是因为你不上学你父亲是支持的?

韩寒:他这是被迫支持,这没办法,他肯定心里不高兴,社会压力都很大。但是他就告诉我,肯定很多人看着你,你就想吧,多少人等着要看你笑话,千万别让那些人得逞,这是他告诉我的。他可能说的没有这么文艺,大致表达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人物周刊:这么多年下来,你没让当初等着看你笑话的人看到笑话。如果你一直光写不做车手的话,是不是不会像现在这样,有道路开阔的感觉?

韩寒:对。但是我如果当时真的去练车的话——有一次还没开始比赛呢,2001年的时候练车,差点从山上掉下来就死了嘛,当时车就架在悬崖上,但是那时候死了不也成傻B了——“一个少年作家赚了点钱去山上飙车,死了”,故事就是这样的。

他们不是“韩粉”

韩寒的粉丝与韩寒获得了共同的成长,“成长的过程中,以前是横冲直撞的,想要弄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长大后,就想要弄清楚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联,就比如韩寒从开始的那些文章到最近写的3篇博客,也是这么个过程吧”

本刊记者 赵佳月

有人跳出来质疑韩寒,路金波在微博回应:“《与神对话》中写道:真正的神,并不需要宝座前匍匐着无数信徒。他反而让那些信徒都站起来,成为自己的神。然后,那个真正的神——他是自由的。”

这一点得到韩寒的认同:“一个真正好的偶像,应该教会粉丝如何去独立,当我站上台的时候,不一定有大声的喝彩,有快男超女粉丝的狂热,可能也没有人给我做那种荧光棒,但同时我是属于我自己的。”

“韩粉”们显得淡定,并没有哭天抢地,没有偶像倒塌的“信仰”危机。相反,大部分喜欢韩寒的人,在“韩三篇”出炉的时候或论证支持,或据理反对,一边表明自己喜欢韩寒,一边又若即若离称:“我不是‘韩粉’。”

韩寒有时会去自己的百度贴吧溜达,那些独树一帜的反对声音令他颇为欣慰:“我觉得挺好的。这要比李宇春、周笔畅的粉丝强多了。”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看韩寒的文字,时而欣赏时而皱眉质疑,不太关心他的赛事,似乎并不在意他健康帅气的外表。

“我相信我的读者会慢慢学会站在自己的立场和角度考虑问题,这样挺好的,这样的人往往在社会变革中不会起傻逼的作用,如果有越多这样的人,这个社会变革就会越平衡。”韩寒对他们充满自信。

他们,有许多共同点:80后,几乎是韩寒的同龄人;关心社会现实并积极参与其中;有些文艺情结,但已然理性;独特的主张和行动力,可以将其从人群中区别开来;喜欢韩寒,让他们独立又互通。

行动力

爱“围观”的宋伟江被称为“富二代”,嘴边挂着韩寒的观点,兜里揣着《民主的细节》,“这也是韩寒推荐的书。”

打游戏是宋伟江的主要“工作”,1985年出生,无兄弟。大专毕业后并没有正儿八经的工作,在亲戚的公司做了一阵,重新回复到“游戏”状态。父母并不急于让其就业,母亲更愿意在他打游戏的间隙,把饭菜端到他手边,将水果切成块喂到他嘴里。但是他焦急,急着成长。

大专毕业那年,宋伟江独自去了北京,在一家麦当劳餐厅打工,晚上就地铺些报纸睡在餐厅内。他对每一个用餐的人微笑,与独坐窗口的顾客聊天,凭着一点点外语伎俩做翻译。转眼几个月过去,他又去苏宁卖场做销售,来打听电器的老人家特别喜欢他,因为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解。

他不记得赚了多少钱,但是他觉得自己“赚”大了。路过地上一块香蕉皮,宋伟江喊同伴“等等”,他转身把香蕉皮捡起来,扔进垃圾桶,乐呵呵回来:“走吧。”倒是让身边人尴尬起来。

宋伟江也有很多尴尬的经历。在公交车上捡到20块钱,他特意抄下纸币序号,下车送交派出所,遭到拒绝。他无奈接过钱币,重新坐上公交车,到达公交车底站,送到车站值班员处,说:“钱放在你们这里吧,也许失主会来找。”值班员惊愕的表情令其“无地自容”:“我哪里错了?从小不就是这么教的吗?”

这种执着的善良与韩寒有些相似,“有车子停放不好,我会去贴条,写上:车子停这里会挡住车库车子的视线。”韩寒会在马路中央的坑边,放下“雪糕筒”,尽管下次路过时发现“雪糕筒”已经被人拿走了。

钱云会案中,韩寒的《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唤醒了宋伟江。他突然觉得盲从是件可怕的事,“我需要读书,才能有自己的判断。”学会上微博后,宋伟江更愿意亲临现场“围观”社会事件。

与宋伟江同龄,吴恒的“社会栋梁”意识也很强烈。2000年,在水深火热的高考备考中识得韩寒《三重门》,当时的吴恒也因玩游戏成绩差休学。吴恒没有效仿韩寒逃离传统教育,而是重新挑战最终一路读到复旦研究生。

“活得很好”是吴恒对韩寒最赞赏之处:“他是一个启蒙者,但并不像普罗米修斯那般悲壮,而是活得很欢乐。这个象征意义比他文章的价值还大。这表明独立思考不一定必然把自己的处境弄得很惨。”

不管有没有真正成为启蒙者,吴恒在这条路上走了很远。到青海支教一年,吴恒发现学生的字典上有错别字,发起了“一本正经”募捐;建立“食品安全地图”网站,要告诉人们甄别有毒食品;拿着奖学金,从上海独自骑自行车到拉萨,完成他的“男子汉”之旅……

好榜样,坏榜样

高中没有读完的韩寒,是以“争议”的形象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1999年韩寒初出茅庐之时,被家长老师们认为是“洪水猛兽”,因为他不可复制,却又害怕青春茁壮的孩子们“试图复制”。

事实上,他教会同龄人的并不是退学的叛逆。“他高中没读完,文章里也没有深邃的思想,然而他能细致的观察生活,独立思考,用语幽默。这样的偶像不是高不可攀,而是我们都能做到的。”吴恒从那时起决定向韩寒学习。

1988年出生的刘长已经成长为圈内小有名气的调查记者:“1999年或者2000年,我的中学时代,韩寒刚刚退学,然后出版了《三重门》,那本印有一个婴儿睡姿的蓝皮书在我们手中交互传递。课间聊天,我们开始对优秀作文选第一次表示不屑,因为有了新概念作文,有了韩寒的《杯中窥人》。”

进入大学,刘长做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是和同学合伙买了一台摩托车,这样可以翘课,可以在后座上带着女友呼啸而过。就像韩寒《像少年啦飞驰》里面描绘的一样。”工作之后,“榜样”对于刘长的力量在于“希望能够在某些韩寒不擅长的领域超越他”。

显然韩寒让这些80后具备了一种强烈的“活出自我”的愿望。他们欣赏韩寒的诚实:“诚实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和胸襟,需要超越自身的种种局限——当然了,我更愿意相信韩寒他根本不需要超越,他天生如此。”同为媒体工作者的赵新星最近将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对NGO的关注,这也是他的志向之一。

2006年那场著名的“韩白之争”的时候,赵新星被韩寒的论调震惊了,“韩寒说:‘什么坛到最后都不过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都不过是花圈。’或许有意气在,或许只是为了胜利而胜利,但他毕竟胜利了,而且是全胜。”

当时的赵新星刚加入院报不久,她记得那期报纸发表的评论标题:《傲慢与偏见》。“这个标题对于那个时期的我来说同样意味深长,我面临着所有年轻人都要面临的傲慢与偏见,忍耐着心中那股想要证明自己的近似于愤怒的欲望。”

在电子商务网站工作,女孩崔颐和赵新星有着相似的恬静与“不妥协”:“ 韩寒是个‘明白人’吧。这个称呼可能很奇怪,但我想不出更好的词了。毕竟在这个国家有话语影响力的人里,‘明白人’并不多。”

“世界是一个琥珀/琥珀里许多许多人/凝固着,只有孩子/还在想/琥珀外的那一朵花”。这是崔颐发表的第一首诗。写诗的时候,韩寒并不为人知。崔颐从中学时开始读韩寒的《杯中窥人》和《三重门》。“当时我是典型青春期小孩,爱看钱锺书、王小波,对整个学校都不满,希望老师都死光,上课就回忆晚上做的梦,用来写诗。”

大多数时候“韩粉”是被韩寒的幽默“俘获芳心”的:“偶像太有光芒了,还要用来瞻仰的。我觉得用认同感比较合适吧。我也没有别的偶像,我觉得我喜欢的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气场,有自己独特的幽默感,当然这种幽默不是小沈阳赵本山那种幽默,就比如我认为布朗蒂甘、冯内古特也很幽默,就是那个意思的幽默。”

韩寒几乎成为崔颐在对世界失望时的希望:“有时候觉得这个社会怎么愚蠢成这个样子,但有韩寒这样的人存在,不失为一个很大的安慰。”

事隔12年后,韩寒的粉丝与韩寒获得了共同的成长,“成长的过程中,以前是横冲直撞的,想要弄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长大后,就想要弄清楚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联,就比如韩寒从开始的那些文章到最近写的三篇博客,也是这么个过程吧。”刘长揣测:“现在我父亲对韩寒他爹应该有点艳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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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11-20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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